“土十条”的热议让刚刚出现的土壤治理市场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不过企业的热情和无序的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今的环保圈恐怕没有什么比“土十条”更加令人期待，但政府、业主已愈发习惯将土壤修复打造成展示环保决心的窗口，这使得土壤修复成为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外另一个充满蓬勃张力的市场。

在油田、石化、煤化工环保领域，已有不少企业跻身土壤修复领域，他们凭借先行一步的技术和管理严阵以待，期待着在未来新兴市场中抢占先机。在这个传统环保公司、跨界的玩家共同组成的市场里，这些企业野心勃勃，发挥着着各自独特的优势。然而做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他们也充满焦虑，谨慎前行。

在这个出现不过2年左右的市场中，百花齐放的热潮引发了记者对土壤治理商业模式的思考。除了商业模式之外，我们也没有忘记探寻一个重要的事实：新兴的产业、不完备的政策，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能源》记者发现了一些普遍规律。

企业抱团进军

5月17日，杰瑞集团向印尼国家石油交付的SOR油泥回收成套设备交付仪式在开发区的杰瑞工业园内举行。这场邀请国内外众多石油公司的发布会本来与土壤修复没有太大关联，但在交付仪式结束后，一行嘉宾被特意带到了离现场不远的杰瑞环保科技公司的实验室内，场景突然改变，开始参观杰瑞环保油泥处理成果。

2015年，随着石油产业的冷热变化，隐约感到行业巨变的杰瑞集团将旗下能源服务板块拆分，形成独立环保公司——杰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环保)。走出油田，在更广阔的城市土壤环境治理寻找新的增长点则是这家刚满周岁公司未来的主要目标。

无论主业如何，从业者关注的是如何将自身的主业和土壤修复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目前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技术上形成绝对的垄断，因此在汹涌而来的淘金潮中，没有人孤军奋战，企业大都抱团进军。

然而，能否在这个庞大市场中取得佳绩，站稳脚跟，关键还是是否掌握工艺技术、工程设计能力、装备制造和服务的能力，也就是说，是否能够给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在技术能力并不全面的时期，以并购、合资获得自有技术与资质无疑是最高效的捷径。这使得EPC总承包商成为最具话语权的角色，譬如5月，杰瑞并购华夏彩云说明，总包商是巨头们争相竞购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寻求有相关技术的企业展开合作。

无独有偶，也是在去年6月，以工程机械装备起家的企业——中联重科联合曼达林基金共同投资75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5.08亿元)获得意大利纳都勒公司75%的股份。这家成立于1990年的意大利公司在全球其他国家投资、运营的土壤修复项目超过30个，也正是这次合作，中联重科获得了土壤修复EPC资质。

以上是跨界进军的佼佼者，这些企业以实体设备起家，通过并购、合资的模式，打开了土壤修复领域的大门。实际上，市场中还活跃着大大小小，不太知名的玩家。他们和巨头一起，组成了市场有机整体，但它们决策更为便捷，甚至打法更为灵活，譬如成立合资公司。

今年刚刚建立的环美环境，则是由一些多年从事生物质EPC、生物菌技术的企业家共同发起，环美环境总经理助理朱清(同为公司发起人之一)介绍：“我们的合伙人甚至都不在一起办公，大家对各地熟悉的市场都很熟悉，这个行业就是你只拥有一项技术不行，全国各地的土壤环境都不一样，不仅需要多种技术配合，你还得懂各个地方不同地区市场运作。”

在低价竞标、战国时代、红海成为环保市场代名词时，我们却发现，跨界进入的玩家在土壤修复领域以各种模式进行协同。其背景不容忽视——突然兴起的市场，技术门槛是所有玩家的首要难题。

西部市场遇冷

西部地区由于具有丰富的煤炭、矿产、石油资源，加上承接了东部部分地区传统石油、高耗能产业产业迁移的重任，引发了土壤大范围的土壤污染。“土十条”发布后，西部地区具备较大的土壤修复的市场潜力。

然而，经过多方调研，《能源》记者发现，很多在水务、固废领域跑马圈地的企业在宣布自己雄心勃勃的土壤修复计划之后，却在土壤修复领域谨小慎微，将眼光聚焦在有限的东部市场。特别是江浙沪、长三角一带。

不断被曝光的重金属污染事件在东部地区形成的巨大社会压力，无形中成为了市场的重要推手。一些城市身边的角落也不断加入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行列之中。其中主要地区以东部人口稠密地区为主，而相比之下，西部有机物污染由于主要聚集在化工园区，离居民稠密区有一定距离，其社会效益远远小于重金属造成的公众恐慌。

此外，政策导向仍然偏向了以重金属污染为主的东部地区。不久前，中央下达重金属专项资金36亿元支持30个地市重点区域重金属治理和37个重金属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根据这项政策，土壤环保中重金属、重金属治理将是重点。这类污染的重点区域多是过去经济发展比较快、工业比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

由于商业模式、收入来源单一，土壤修复成为了地方政府意志的体现。污染场地的治理本身难以量化，修复过程不产生现金流，BT、BOT 等商业模式很难在土壤修复领域有大规模的应用，更不用说PPP了，企业的收益根本就是看能不能达到政府的红线，企业和政府间是一锤子买卖，高度依赖于地方财政支出，因此，政府的财政能力又决定了在土壤修复中的资金配比。

然而，按照十二五期间的财政预算，土壤修复资金需求为1400多亿元，但实际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为300亿元。西部地区只有个别特殊地区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譬如额济纳旗，出于对胡杨林的保护，中石油在当地开采石油有专项环保投入，其中不少投入来源于石油公司本身。

另一方面，则是环保行业高度的地域性，在土壤修复领域同样凸显。由于缺少行业准入门槛，跨界者众多，市场已有饱和的趋势。

“不是我们不愿意去西部，而是现在已经拿不到路条了，你会发现路条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司，房地产商、煤老板等拿走了，都是一些关系户，他们拿到路条自己先挣一笔，然后再把项目外包。给出的预算就很低了，连我们的差旅都不够。”一位业内人士对《能源》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无奈。

并非所有从业者都对西部保持悲观态度。不久前，杰瑞高调收购从事尾矿污染修复宁夏万邦公司，正式进军西部市场。在王丕学看来，矿产修复、油泥处理这些领域不应有东西之分，关键在环保投入的产出效益还存在问题。只要政策完善，预计计西部地区也非常得快，所以现在要抢先布局。

对于企业来说，想真正走向西部市场，除了等待中央政策导向外，还需要更健全的商业模式，好在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摸索。随着政策的逐步完善，土壤修复市场将会规模化发展，商业化更成熟，上市公司未来将会大规模的进驻，也不排除会出现PPP、BOT模式。如真如此，亦会有大规模相应需求的低成本资金进入，这是环保市场的必然逻辑。

秩序缺失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项目经理张铭源(化名)表示，“我们投标一个尾矿修复项目，这些尾矿业主都是煤老板，后来招标的过程中大概有30多家。其中有不少都是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我记得有一家企业本身是做房地产的，还有做沥青的，但由于目前没有资质规定，在法律上没有门槛，什么样的企业都来参加投标了，最后中标的是业主亲戚。”

以上遭遇并非孤例，《能源》记者采访的多家企业也曾遭遇过类似问题。

“当时政府指定了一家检测机构，我们有点怀疑，因为我们做铬元素处理的，也就是说把有毒的正6价的铬通过还原剂还原成无毒3价。他们检测方法是通过还原剂看看是否有没反应完全的，但还原剂在空气中会有一部分被氧化，最后导致了检测结果有偏差。政府毫不在意。我们因为担心产生检测纠纷，最后撤出来了。检测结果决定了你能不能获得尾款，但随着检测机构的社会化，整个产业也是乱象丛生，根本原因还是没有相应的检测标准去规范这个行业。”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王丕学认为：“市场吹的很大，是出于自己利益。客观来说有个万亿的规模就已经很不错了，甚至有人觉得更少。现在国家还没有一些相关的针对场地修复、土壤修复的规范标准，基本上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

“土十条”刚颁布，我们很难预测这个市场多大。是否过剩、洗牌潮何时到来我们都言之过早，但从2014年起就要颁布的土十条拖延至今是否即将发布仍然是迷，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则引发我们深思。

从政策制定者角度来说，这需要打破常规以污染源为导向的制定逻辑。我们熟知的水、噪声、固废、大气，它们大多是污染源为导向。但土壤有时候往往并非污染源，更多的是被污染介质。同时，土壤污染又是系统性存在的，这涉及到了更复杂的生态学范畴。其实拿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来看——土壤污染究竟是固废、大气、还是水污染?恐怕回答起来没那么容易。

当前，土壤修复从业者普遍参考的是1996年国家发布的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2008年，国家再次发布了《土壤修复征求意见稿》，但这仍与预期目标差异很大。

“这个是一个通用性的标准，就像类似于水的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的环境质量标准。他是针对末端的标准。实质上，真正需要产业发展还应当有相应的控制标准，因为控制标准是针对污染源排放制定的，从量上都会有个规范，有个界定。现在大气、水都有了控制标准，对排放者进行约束，也就创造出了相应的提标改造市场，这才是未来市场的主要推动力，但是从土壤并没有约束。所以市场规模很局限，而且行业乱象丛生。”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参与标准制定的机构以国企、研究机构的力量为主导。政府已经开放民营企业参与到标准制定当中，譬如，前文所述的杰瑞集团已参与到了异位修复当中，但这已是极少数能够参与标准制定的民营企业，真正的参与度十分有限。